经济好转靠宣传硬吹

寂静回声

中国经济持续走弱，就业困难与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同时出现。多地新闻从业者说，中宣部门通过内部渠道下达指令，将经济下行、大学生就业困难等议题列入“敏感内容”，媒体选题需统一控制，相关报导须经审核，部分内容被直接叫停。
北京资深编辑黄悦（化名）说，今年3月，其所在媒体再次接到通知，要求避免涉及社会、经济及房地产领域的负面报导：“像失业人群、人力市场，还有失业者的抱怨，只要涉及经济压力的选题都要先过审。”
他说，安徽合肥的同行也有同样情况：“涉及失业、降薪、房地产下跌的内容，基本不能做报导。”
黄悦说，目前媒体主要任务是“唱响光明论”：“抖音、微博、微信上有很多抱怨的视频，但我们都不能报导。”

广东媒体记者秦薇说：“宣传部最近对报导的要求更严了，很多内容都不让写。像小区停车场加价、居民投诉这些选题，编辑也不批。”她说，编辑部现在多数时间在等上面给题目，记者自己报选题很难通过。
秦薇说：“年轻人失业、大学生就业（难），房价下跌、成交量减少，这些基本都不能碰。宣传部的人已经进驻报社，他们看得比总编还紧。”
过去两年，官方一度暂停发布中国青年失业率，恢复通报后调整统计方式，但公布的数据仍维持在两位数水平。

4月1日，《新京报》报导，2026年3月，北京楼市成交量回暖，二手房网签量约19,886套，环比增长超过140%。不过，北京房产交易平台“北京链家”的职员李阳（化名）说：“我现在一个月最多做一单，有时候一单都没有。报纸却在说成交量增加，我不信。”
李阳说，他从业10年以来，媒体对房地产的报导多是在讲官方口径：“第一季度的报导，跟我们的感受完全不一样，你们要反着看媒体的报导。”

武汉应届毕业生刘安然说，去年他的同学中有超过三成找不到工作，只能依赖家庭支持：“不是挑工作，是没有机会。”
网民提供的一段视频显示，一名35岁求职女性说：“招聘市场几乎全是找工作的人，招人的公司很少。很多岗位一开始就卡年龄，35岁以上女性基本没机会。”
她说，曾看到一份月薪3000元、带保险和双休的工作，但需自带车辆、每天往返三十多公里送材料，“油费要自己出，一个月1000多块，等于工资被扣掉一部分”。

湖南资深记者冯海（化名）说，报导空间正在收紧：“前两年还能做揭露性选题，现在基本不行。像摄像头罚款、交通执法这些，也很难再做深入报导。”他说，从选题到平台分发，限制已经形成一条链：“现实大家都知道，但能不能说、怎么说，是另一套规则。”
受访者说，媒体和平台正在压制负面信息外流，这表明当局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无法达到封锁消息的目的。网络活跃人士粟渊说：“现在很多东西都不让说，说白了就是在捂。你（当局）把消息都压住了，经济也不会自己好起来。要是连日子过不下去都没地方说，那股气一直憋着，迟早会出事。”

国家统计局3月16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1.1%，新开工面积骤降23.1%，新建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跌20.2%，其中住宅销售额跌幅达21.8%。
背景更为严峻：2021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约达18万亿元（人民币，下同），至2025年已跌至约8万亿元，市场规模近乎腰斩。
国家统计局3月4日发布的2月制造业PMI（采购经理指数）为49.0%，较上月再降0.3个百分点，跌破代表扩张与收缩分界的50%荣枯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与综合PMI也同步下滑。
面对下行压力，总理李强在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中，将2026年GDP增长目标下调至4.5%至5%。《华尔街日报》报导称，这是自1991年以来中国设定的最低具体增长目标。

宏观数据背后，是无数普通劳动者的真实遭遇。
杨健成此前在深圳工厂工作时便已察觉异常：“很多厂不加班了，礼拜六礼拜天开工的厂很少，养不起员工，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去年4月他选择辞职，此后数月几乎找不到稳定工作。
年底本想做临时工挣点过年钱，却发现招工市场大幅萎缩。“往年临时工很容易找，网上到处招人；去年的话，没有几个厂招人。”他最终只做了五六天短工，“腊月十几，（企业）全面不接单了”。
作为技术工种，杨健成的收入在工人中本属偏高，但他坦言，“一个月七八千、五六千，对我们来说已经很低了”，而有家庭负担的同事“都不够花，干不下去了”。
据财经媒体CNBC分析指出，中国消费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收入增长不足。调查显示，16个行业中，只有矿业、公共事业和资讯技术IT服务业的薪资增速跑赢GDP；劳动力市场全面收缩，青年失业率仍高居不下，而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就业环境变得更困难。
大量制造企业已陆续将生产线迁往越南、印度及其它东南亚国家。这种迁移并非一夜之间，而是多年积累下的必然结果。
根本症结在于政策信任的丧失，民营企业遭遇困境或资金短缺时，当局便出台优惠措施吸引投资、鼓励建厂；一旦企业站稳脚跟、规模扩大，随之而来的往往是打压与限制。
“你想用钱了，就哄人家私有企业家投资办厂；人家一办起来，你又打压人家，这就失信于企业主了。”
包括李嘉诚在内的知名商人早年撤资，正是提前感知到了这一风险：“早就闻出味儿了，很早就慢慢把企业转到其它国家去了。”
官方信贷数据印证了这种经济萎缩：据统计，2025年中国新增银行贷款降至16.27万亿元，创七年来新低；中共央行数据显示，今年1月新增贷款4.71万亿元，低于分析师预期，也低于去年同期的5.13万亿元。
私有经济占用的资源与资金约为30%至40%，但贡献的税收与经济效益却占到50%至60%；而那些资源丰富、盈利能力最强的核心行业，几乎全部由国有企业把持。
“所有骨干性的、资源性的、效益非常好的行业，全部是由国有企业垄断。”
凡是国有企业进入的领域，往往持续亏损；凡是私有企业接手的领域，往往能盘活创效。然而，当私营经济不断做大，随之而来的并非政策扶持，而是有形与无形的打压。
“私营企业一发展起来，经济实力增强，就会为自己的政治权益发声。当局提防的是这个，所以才限制和打压私有企业。”
这种打压的代价，如今已外化为东莞街头的萧条、广州建材市场的冷清，以及无数普通工人找不到工作的困境。“你把私有企业这样压制住，这个社会的经济能好吗？”

在宏观与微观之间，还有一道难以跨越的心理鸿沟——消费信心的坍塌。
央行调查显示，2025年近三分之二的家庭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或投资。香港《南华早报》援引北京智库“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数据指出，2025年家庭债务年增率仅0.5%，创历史新低，第三、四季度甚至出现负增长，为1995年以来首见。
政府推出的3000亿元“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计划后劲不足，2025年全国零售销售仅增长3.7%，明显低于5%的GDP增速。
“这个年头挣钱什么意义啊？你挣再多钱，你稍微出点问题，去医院检查一下要花几百上千，还不一定能查到什么毛病。真的查出了毛病，你又治不起。”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北京宣传机器的照常运转。
党媒“求是网”3月16日发文，批评外界关于中国经济“崩溃论”的报导，强调“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呼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然而，东莞街头的空寂，与求是网上的豪言，构成了一幅难以弥合的对照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