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拯救上海

寂静回声

要理解大上海的经济，必须从下面这组宏观金融的数据开始讲起。毕竟，作为中国事实上的金融中心，上海经济的兴衰与全国的金融环境息息相关，兴衰与共。
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金融数据指标：“非银行类金融企业的存款”，完全丧失了增长性。非银金融，包括保险、证券、信托等等，它们本质上做的也还是资金生意，要产生利润就必须实现存款规模的增长。在数据上，2022年底全国非银金融企业的存款规模24.04万亿，到2023年9月份为24.23万亿，增幅仅为0.8%。这种微弱的增幅堪比股灾
。
各位，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手里的现金，就是中国金融投资领域流动性是否充沛的具体表现。2016年非银金融企业存款出现了-0.69%的负增长，这就是受2015年中发作的股灾的影响，非银金融企业的流动性严重不足，2021年出现了高达22%的增幅，这一年全世界都在新冠之下苦苦挣扎，当时，中国维持了产业链的完整，股市也因此出现了一波上升，沪指涨到了3700点。
而到了2023年，非银金融企业手里的资金不再增长，这恰恰就是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正在剧烈萎缩的表现。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之所以萎缩，只有一个原因：市场上所有的流动资金都被地方债的所谓“化债工作”，也就是借新还旧，给抽干净了，沪指因此一直在3000点的位置上苦苦挣扎。今年，地方债的还债压力已经抽干了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明年只会更加惨烈。非银金融机构手里的现金储备，一定会大幅萎缩。所以，金融市场不会有任何做多的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上海首当其冲，经济数据不可能好看到哪里去。

在关键性的金融数据上，截至2023年9月底，上海非银金融企业的存款规模34061亿，较今年初的34016亿，增幅仅仅只有0.1%，连全国0.8%的微弱增幅都比不上，距离负值只有一步之遥。考虑到十一月和十二月份地方债的还债压力相对于此前的十个月来说，只大不小。相信上海的非银金融企业存款增幅一定会变成负值，而只要变成负值，就意味着上海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已经被抽干了，沦落到动用老本的阶段了。

金融业创造的税收占上海全口径税收收入的比值，也就是占上海地税加国税的比值，一直以来都维持在20%左右的比例。如果再考虑直接服务于金融的财务审计、咨询等商务服务业所创造的税收的话，占比可以达到25%。金融业艰难到这样的地步，上海的整体税收情况一定不容乐观。根据中国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创造的全部税收收入，也就是包含国税和地税在内的全口径税收收入为14972亿，同比去年同期的14559亿，增幅仅仅只有2.84%。
注意，此前多次都强调过，由于去年缓缴的增值税在今年补缴的因素，全国前三季度的税收收入增幅很高，达到11.9%。而上海的这种税收增幅，已经远远落后于全国的平均增幅。在前面介绍的关于广东经济的文章中，也讲述过由于资金正在疯狂的通过香港出逃，广东前三季度实现的全口径税收增幅只有3.9%。而上海的这一税收增幅，甚至显著落后于广东。上海经济在今年以来的衰弱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老百姓最关注的无非就是批发和零售行业，也就是商场的人气。根据上海市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前三季度上海批发及零售行业利润同比下降10.0%。
但是，为了补足税收缺口以及补缴增值税，上海的商家依然艰难的多交了9.1%的税。这种釜底抽薪的情况，对上海的商家们来说就是不可承受之重。所以今年以来，熬过了前面三年新冠封控的商家，居然就集体熬不下去了。1月底，南京路的上海置地广场关门大吉；8月份底，徐汇区的太平洋百货也彻底关门。根据第一太平戴维斯发布的数据，三季度上海购物中心的空置率为12.1%，远远高于2019年底5.4%的空置率水平。

在这里讲点专业上的事，对于购物中心来说，它的经营成本比写字楼高得多，比如，就算空铺也要开启空调系统，因此购物中心承受空置率的能力也比写字楼差。购物中心空置率在5%左右算经营情况良好，超过10%，就已经是很危险的事情了。超过15%，就超过了盈亏平衡点，购物中心会随时倒闭。上海目前这种情况，是不可以继续恶化下去的。继续这么恶化下去，上海的购物中心会在整体上全部轰然倒闭。这么说吧，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中国金融领域的所有资源，都要优先放在给地方债务续命之上。而这必然意味着金融行业丧失流动性，并整体走向死亡。
同时，外资金融机构也会义无反顾的离开中国。对于上海经济来说，这都是不可承受的。

上海今年的税收收入增幅已经大幅落后于全国。到明年，没有增值税补缴因素，必然会出现大幅萎缩，萎缩幅度也一定会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对于中西部那些高度依赖上海财政转移支付的省份来说，毫无疑问，这将是对它们的当头一棒，并加大它们借债的难度----这就是惨烈的恶性循环。、
由高力国际发布的今年第三季度上海写字楼市场报告里披露，上海写字楼空置率已经上升到了19.0%，并预计全年的空置率将会上升到21.6%，较年初上升4个百分点。同时，预计全年写字楼平均租金将会下降4.4个百分点，上海有超过两成的写字楼空置，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四线城市似的。在这种史无前例的现象背后是，曾经在上海一租就是半栋楼的境外金融机构，正在集体收缩，乃至是直接关停中国区的业务。这里，可以数一下近两年来关闭了上海办事处的境外金融机构：荷兰银行、花旗私人银行业务部、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摩根斯坦利、加拿大基金、贝莱德、穆迪、先锋领航……等等等等。对于这种现象，上海市政府没有任何应对办法，它甚至都不敢尝试进行任何挽留。金融如此衰败，写字楼空置率猛烈上升，上海经济当然就是一潭死水。
上海有超过两成的写字楼空置，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三线城市似的。在这种史无前例的现象背后是曾经在上海一租就是半栋楼的境外金融机构正在集体收缩，乃至是直接关停中国区的业务。

近几年来关闭了上海办事处的境外金融机构有：荷兰银行、花旗私人银行业务部、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摩根斯坦利、加拿大基金、贝莱德、穆迪、先锋领航等。对于这种现象，上海政府没有任何办法应对，甚至都不敢尝试进行任何挽留。金融如此衰败，写字楼空置率猛烈上升，上海经济当然就是一潭死水。

在上海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原上海外企管理人士曹鹏，经历了上海从繁华到萧条的时代变迁，他本人也从一个中产白领变成一位被警察盯上的人物，并于逃离了中国大陆。
根据曹鹏介绍，他是江苏人，1997年高考虽然分数是超过本科线，但在父母的坚持下报考了江苏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现名江苏警官学院）。
他当时很反感政治课，反而是体育跟英文比较好，毕业后分到泰州高港水上分局，天天做笔录，“做笔录的过程中，我发现派出所所长明显偏向有钱人。”他说。

曹鹏后来很快从派出所辞职，到上海外国语大学继续读书，之后一直在外企工作。他最后就职的一家外企是法国埃顿服务公司（EN Services），前后工作了6年时间。
“为什么我后来辞职来上海？”他说，因为那时候上海不仅繁华，而且还是多多少少讲点道理的地方。上海有很多外企待遇好、也很人性化。因为欧美公司到中国来招管理层的时候，是按欧美一套待遇来比拟中国人的。
“忽然工资从1300涨到3000、5000人民币，而且还是做5休2，就忽然觉得自己是个人了。”
曹鹏表示，那时候法国埃顿公司除了一个月两万多的工资，福利也很好。出差一天有四百多元的宾馆补助，吃饭、打车都是实报实消。“我在那家公司前后六年，虽然薪水不算很高，但它的性价比放到上海简直无敌，非常好。”
但如今，埃顿服务也濒临破产的边缘。

曹鹏告诉记者，“我们公司原来2019年、2020年、2021年我在的时候，公司还有三层楼，大概有一百多个老外。前一段时间我问了前同事，他说现在大概只剩了十来个了，走了百分之九十，只剩十分之一。”
那家法国公司在上海二十年了，法国老板现在也没有办法了。他说，“我觉得他很可怜，资金不停地被掏空、被消耗，听说前一段时间他又到法国卖了一片他的财产，来填补上海的这个窟窿。”
“没有办法，整个中国的国运下来了。公司还能撑多久，目前觉得也不太乐观。如果能够把重心转移到老挝、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还有生存空间，他也开始在做这样的转型。”

为什么那么多欧美企业撤离中国？曹鹏认为，一方面他们在中国遇到的人，不像本世纪初那样对欧美人那么友善、能够交流合作。
现在他们完全就是冲着渗透与偷技术来的，比如说从特斯拉（Tesla）学完技术，就要去比亚迪、去小鹏；从思科（Cisco）学完技术，就要去华为；
从台积电学完技术，就要跳到中芯国际。他们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你（欧美企业）如果不转让技术，就用这种办法去偷你的技术。
曹鹏表示，它走了苏联的老路，在仅有的跟西方打交道的合作渠道里，不断搞些小动作。
外资在中国公司的网络一定是被窃听的，电话、邮件一定是被窃听的，用人一定是被渗透的。
他说，中国几乎所有企业包括外企，都会设党支部来干涉用人权，如果不能设党支部，就千方百计地把人力主管弄成一个亲共的人。
这样HR在筛选用人的时候，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那些亲共反美的人招进来。
“所以我对外企在中国现在用人的价值观是不看好的。”他说，“现在没有办法了，最好就是能够减少来往，因为现在有一个愚蠢的独裁者。”

曹鹏表示，他曾开车到川沙、周浦，那里以前非常繁华。“川沙步行一条街一个手机店的老板跟我说，以前这条街有三十七八家手机店，现在锐减到五家，有两家准备转让、两家准备关店。以前晚上哪怕你去再垃圾的饭店，只要没有预订就会没位置了，等到八点九点也没有了。”
现在那边的餐饮业一片萧条，他补充道，有的人可能就回老家了，有的人就算不回老家，也在川沙躺平了。每天就是去市场买一点打折的菜叶子回去，两个鸡蛋、一个青菜、一碗饭，三五块钱的成本对付一下，也不会去花三五十去吃饭，这个盛况没有了。
“我现在在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只有九十万人，游客也远没有上海多。你每天觉得阿姆斯特丹到处都是人，就是非常繁荣。”他说，但在上海只有外滩和南京路才能看到这样的景象，稍微偏一点的，哪怕普陀的长寿路、淮海中路都是一片萧条。包括曾经繁华的美罗城、爱琴海、周浦的万达广场都是一片萧条，嘉定新城的万达广场更是冷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曹鹏表示，上海中产也节衣缩食，本来每个礼拜带孩子下馆子，现在变成每两个礼拜，或每一个月去一次；原来孩子上国际学校，现在改上公办学校；应季衣服本来每年都要买好几千的，现在应季衣服能穿就不换了；把欧洲游改成了日韩游或者东南亚游；原来打算换BBA（宾士、宝马和奥迪三款德国豪华汽车品牌的总称），现在也不换了，就开原来老比亚迪、捷达。

曹鹏说，尤其是外地来在上海的人日子很苦，现在没有什么好工作给外地人了，要不你就回去，要不就接受包吃包住的餐馆服务员工作，你做不做？
他解释，因为疫情之后经济下滑，各地都有排外现象。上海也是一样，肯定优先招上海话非常流利、言行举止符合上海一些标准的。过去为什么外地人也很容易入职，他们能拿8000到1万甚至1万加、2万加，因为本地人有更好的工作，好多都在外企做中高层，一月4万到5万，外地人拿就拿呗，大家一起赚。
“但现在高端岗位不断下沉，上海人退而求其次，也要跟外地大学生卷1万、2万的工作，他们动用当地的人脉，把仅有的好工作一锅端，外地大学生就剩下为数不多死卷的996、007工作和铁人三项。”
“铁人三项工作”在口语上通常指送外卖、送快递和开网约车，这三种需要体力和时间换取报酬的工作。

曹鹏表示，现在上海出国的人非常多，有点像1949年前景象，当时大量的上海人逃往香港。
现在大量的上海有钱人逃往东京、新加坡甚至于美国、欧洲。上
海人拿到日韩签证、美澳欧的签证，跟其它地区比还是要容易很多。
他们更多还是想把房子卖掉走投资移民、或通过技术移民出来。
移民到国外的上海人并不是底层，而是中产以上，也带走了上海很大一部分现金。

曹鹏表示，上海房地产和建筑业一塌糊涂。上海现在市区的二手房普遍都在跌，内环内跌了25%，中环内跌了35%到40%，中环以外跌了40%到50%。
“像凯德茂名公馆，2021年高位成交的时候可能是18万到20万（每平米），前一段时间就拍卖11万多，相当于腰斩，这种情况很多。我说的都是内环内的名盘，都是在黄埔区、原来卢湾区或徐汇区靠近原法租界的这样地方，都是非常贵的黄金地段，现在已经跌成这样子。”
他说，但也不排除它会营造1%的日光盘，让人觉得上海还有很多有钱人。因为控制资本外逃，你的钱只能留在国内，这时候资本就会选一个相对公平、没有非法捕捞的地方，那就是上海。
所以上海一些像“新天地”、“中海‧顺昌玖里”或“翠湖六期”，还是会看到一些每平米20万、30万的日光盘，这是资本内逃的表现。

曹鹏表示，这些人推高了万分之一的楼盘，营造成一个虚假的繁荣，其实没有看到0.1%以外的99.9%是怎样的一种萧条和衰退。
把这0.1%刻意放大，让人产生这代表中国全局的错觉。
“我说给一些阿拉伯人或非洲人听，他们都不敢相信。”他说，宣传上海那么美好、那么繁荣的陆家嘴，其实他们不知道中国水下的百分之九十九，那才是中国真实的一面，你不能说那百分之一能够代表中国，另外百分之九十九反而代表不了中国。

在失去外企工作及之后家庭变故之后，曹鹏变得一无所有，为了挣出国的机票钱，他曾开过两个月的网约车。
“我开了两个月的网约车。”曹鹏说，在上海开网约车的话，你一天都不能休息。一个月如果休息三天以上，就会被形容成好吃懒做。
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自己租房吃饭的话，只有一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一个月才能存个五六千。这非常可怕的，而且你没有医保社保，也不能有事故、不能有罚单。
在理想状态下，你每月工作二十八天，简直已经不能算人了。
曹鹏坦言，一般上海人只要能吃饭，哪怕做网红也不会开网约车，因为开网约车太累了，不是人干的。
“我看见网约车司机在机场等的时候，突然就走掉了。一天十几个小时坐在里面，很容易凝固成血栓，血栓上来直接就走掉了。”

他说，像荷兰每周工作四十小时，最低工资是（约合）两万多（人民币），医保把所有的病都包进去；
在中国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工作三四百个小时，工作时间是别人的两倍甚至三倍，但收入只有别人的三分之一不到。
曹鹏表示，荷兰养老金的总额是荷兰GDP的百分之两百，两万多亿欧元相当于人民币十七万亿左右，所有的养老金加起来只有十一万亿到十四万亿，整个十四亿人的养老金，只有荷兰一千八百万人的养老金的百分之六十六，荷兰人均养老金是中国的一百二十五倍。
“你哪里来的脸说人家就快倒闭了，这也让我匪夷所思的。”他说，北欧国家只会更好，英国、法国、德国也不是很差，人家的退休金、养老都不错。
曹鹏表示，稍微差一点像希腊、葡萄牙、克罗地亚也有上海中环以内的水平，但中国有多少人能达到中环以内的水平呢？上海最低的工资是二千六百九，希腊、葡萄牙最低的工资（约合）有七八千（人民币）。人家社会更公平、基尼指数更低。你如果一个月就拿了两千六百九，你作为一个外地人，是不可能在上海活下去，除非你找到高收入工作，不然你怎么活呢？

社交平台上，一些网友表示，
“发现现在的上海有钱人都是外地人，小区里都没人讲上海话了。”
“现在走在上海的街头，越来越听不到上海话了。”
根据上海卫健委发布的最新数据，2023年上海的总和生育率仅为0.6，创下全球最低纪录之一。这意味着，上海的生育率连更替水平的1/3都不到。尽管2024年略微回升至0.72，但仍远低于国际公认的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水平所需的2.1，是全球最低水平之一。上海已深陷“低生育率陷阱”。

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连续多年呈现负增长。据上海官方数据，2023年年末，上海全年常住人口出生9.8万人，出生率为3.95‰；死亡15.8万人，死亡率为6.37‰；2024年全年常住人口出生11.8万人，出生率为4.75‰；死亡15.6万人，死亡率为6.28‰。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为负。
更值得关注的是，2024年上海常住人口中，一孩率高达70.2%，而二孩率仅为25.4%，三孩率更是微乎其微，显示出“少生”甚至“不生”已成为主流选择。
财经大V“何亚福园地”和财经博主“小咖说”的文章，共同揭示了上海年轻人不愿结婚生子背后的多重因素：
高昂的房价：作为中国房价最高的城市之一，住房压力是压垮许多育龄夫妇生育意愿的“杀手”。
高城镇化率：城市居民的生育率普遍低于农村居民，上海作为高度城市化地区，这一特征尤为明显。
生育年龄推迟：上海户籍女性的平均初育年龄不断推迟，从2015年的29.01岁延至2023年的31.66岁，这大幅缩短了女性的生育窗口期。
结婚人数锐减：《上海统计年鉴2023》显示，从2013年至2022年，上海结婚登记对数从14.95万对骤降至7.2万对，婚姻的减少直接影响了生育。
社会压力综合体：除经济因素外，社会环境、文化压力、教育内卷、养老负担，以及独生子女缺乏经营婚姻经验等一系列综合因素，共同将年轻人的生育欲望压至冰点。

“小咖说”表示，认识一个上海的“50后”，他有一批老朋友，年纪都在65岁到70岁之间，孩子都在40岁左右。这批人里边有一半以上的孩子，要么没结婚，要么结了婚却不打算要孩子，愿意要第三代的连一半都不到。更绝望的是，这些40岁左右的年轻人很多连恋爱都不谈了，别说结婚生孩子了。
他感慨道：兄弟姐妹最多的50后、60后，养出了一代独生独居无后的年轻人。这意味着当50后、60后、70后老去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将要面临没有孙子辈、没有子女在身边的晚年。未来他们要靠养老院、护理院独自走完最后一程了。甚至有不少70后上海人还支持自己的孩子不结婚、不生孩子，觉得这样可以少点麻烦，少点痛苦。
“婚姻压力、买房压力、养娃压力、教育压力、职场压力、独生子女不会经营婚姻的压力，几乎所有的重担都集中到了年轻人的身上。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干脆选择不结婚、不生孩子，甚至不谈恋爱。那么上海将走向‘断代’的境地。”

随着户籍人口自然负增长和生育率的持续低迷，上海的城市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巨变。这不仅体现在年轻人补充速度放缓、城市老龄化加剧（预计2025年上海65岁以上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0%），更直接影响了城市文化面貌。
社交媒体上，许多人感叹“越来越听不到上海话”、“老上海味道”正在消失。这背后，是博主“小咖说”提到的几大趋势：
大规模拆迁虽然带来了补偿，但也将原本集中在市区的本地人推向郊区，打破了传统弄堂的邻里温情，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水泥大楼带来的疏离和陌生。
为了弥补人口缺口，上海的户籍制度未来将进一步放开，吸纳更多外来人才。然而，无论是高学历人才还是普通技工，一旦在上海扎根，其生育意愿也会被同化到上海的超低水平，最终导致“不管是土著还是新上海人，都会变成不想生的上海人”。
上海户籍女性的未婚率居高不下，土著女性相对更愿意单身，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她们在观念上更独立，不愿被婚姻束缚。
当老弄堂、石库门、街角小店和传统早餐店“四大金刚”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全国各地的餐饮和连锁店，甚至上海本地的小孩子也越来越少说上海话，这座城市的独特文化底色正在被稀释，最终可能成为一个“彻底移民化、空心化的超级城市”。
这场人口结构的剧变，也预示着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财富的代际转移。

“小咖说”指出，当50后、60后、70后这些积累了巨额财富的一代人老去，他们的房产、存款、股票将以惊人的速度被继承。这场“百万亿级”的财富转移，覆盖面超过50%，其深度和广度堪比大规模战争造成的后果。独居老人甚至可能需要寻求“远房侄子”的照顾，这背后隐藏着“腥风血雨”的家庭纠纷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都市，可如今城市迈入老龄化的速度却令人咋舌。根据上海市民政局数据，截至2023年末，上海市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老年人的数量已达581.56万，这意味着每约2.56个户籍上海人中就有一个老人。
除了老年人多之外，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数量也正在快速增长，现在已经到了86万。
虹口区的老龄化非常严重，老年人的比例已经超过了45%。崇明区也好不到哪里去，外来人口流失得特别严重，留下的多半是正在变老的老上海人，这趋势让本就沉重的养老负担更加不堪重负。
《三联生活周刊》不久前报道，上海市常住人口预期寿命为83.18岁。这意味着，许多人会在退休前后面临父母生命的最后一程，也就是说，到五六十岁，一个人刚刚退休，进入初老的时候，也正是承担照护父母晚年责任最重的时候。
“上海只是先行者，是最先显现出症状的病人。而整个中国正在被同一套经济与社会逻辑推向同样的结果。”
上海的“少子老龄化”现象并非孤例，它只是中国整体人口困境的“先行者”。根据中共民政部统计，2023年全国结婚登记对数跌破了700万对，创下了1978年以来的新低，与巅峰时期的2013年的1346万对相比，减少了一半。
中国2024年的结婚对数降至610.6万对，这也是很多民众不看好中国2025年新生人口数的关键原因。

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繁华光环正在褪色。昔日的上海商业地标冷冷清清，大街上成片的店铺关闭，即便在市中心的核心商圈，往日的热闹场面也难再见到。这座曾经代表中国活力的城市，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上海失业潮直接冲击家庭经济链。上海的一名软件工程师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太太是销售，两个人年收入在三十万左右，在双方父母的帮衬下付首付买了人生第一套房。一万三的月供。没想到，去年他太太因为怀孕辞去了销售的工作，他本人又恰巧被裁员。两个人同时失业，到如今他也没找到工作。
然而他们的房价却从四百三十万跌到两百万，暴跌百分之五十以上。他无奈地说，两百三十万就这样蒸发了，但是房贷还有两百八十多万。房子卖掉还不够还银行的贷款，还有八十万的差额要还。首付一百三十多万没了，这几年还的本金合利息也打了水漂。
他说，本想房子不要了，给银行就算扯平了，所以就直接选择断供。断供六个月被银行起诉，房子被拍卖，只拍卖了一百五十万。法院要求他还银行一百三十多万的差额，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等各种费用和罚息都需要他继续偿还。他和老婆都上了征信黑名单，留下了不良记录。“我们的人生从买房的那一刻起就彻底改变了。”
近日，另一个视频在社交媒体热传。视频中，一名上海41岁女子失业，简历投了七八百份，均没有回应。她只想找个三四千的工作就可以，最好有个社保。

上海近年来出现明显的“关店潮”，涵盖大型零售、精品超市及咖啡餐饮等行业。以宜家杨浦商场、城市超市等为代表，部分品牌纷纷闭店。
近日，一名开餐饮店的博主发视频说，我这么大的店，中午12点24分竟然没有人来吃饭，太搞笑了。他无奈地说，他为这个店投资很多，但就是没有生意，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我用了质量高的肉，价格很贵的面和很新鲜的青菜，也无法把店做起来。”
一名开理发店的博主说，我已经连续七天的业绩不到一百元了。经常一天一个生意都没有。“这是我开12年的理发店以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差的生意。实在是无语了。”他表示，他明白，不仅是他的店如此，还有更多的生意比他更惨。

一名上海市民在视频中提出质疑：现在全民负债，到底是谁的责任？老板变老赖，百姓都是负债。房子等着拍卖还背了一身债。工作只剩下送快递和外卖。挣的钱永远没有花得快。卖什么什么便宜，买什么什么贵。
他说，“一边是银行存款怎么花都花不完的人，一边是欠了那么多的债的百姓，为了还债拼命。财富都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还天天让穷苦的百姓去拉动消费，拉动内需。知道老百姓有多难吗？”
他表示，官员们坐在办公室里喝着茶水，根本不体谅老百姓的困苦。他们不知道钱都流向不缺钱的人吗，留给老百姓的只有苦难。

博主“小咖说”分析道，这背后是经济状况、房价、就业不稳定、生活成本高涨、精神压力、教育焦虑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体现。
他预计，未来的中国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负增长、城市空心化、经济低速甚至负增长的困境。这种困局会从上海的街头向北开始，慢慢扩散到全国每一座城市。“
少了孩子的哭声，少了婚礼的喜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空巢老人、更多的独居青年，以及越来越寂静、越来越冷清的街道。归根结底，当年轻人感受到生活缺乏希望、经济保障不足、未来缺乏安全感时，他们便不愿承担婚姻和养育的重任。这种基本信心的流失，正在从上海的街头开始，向全国各城市蔓延，导致越来越多的空巢老人、独居青年，以及日渐寂静、冷清的街道。”

干货专用号

标题是老蛮的语气

天天活在过去

他嗝屁才能救

373527271

老蛮的X和油管号几天前被删了，看来是验证了被强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