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中国：退学博士的成长

寂静回声

景瑾2000年出生在山西太原，周岁礼上抓周抓到了纸和笔、十多岁参加征文大赛获得了市级一等奖和省级特等奖、中学觉得文科学起来得心应手，只是这些都败给了所谓的“好就业”。
小时候，对世界抱有极大好奇心的景瑾会问父亲很多常识性问题，每次父亲用数理化的知识解释完一些自然现象后，都会跟一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如今景瑾对问题已经没什么印象了，但这句话仍刻在脑子里。
他从小便比同龄人成熟些，哪怕萌生一秒想学文科的念头，也会立刻扼住。
景瑾的高中每个年级大约有400人，分为六个班，其中只有一个班是文科班。分文理时，景瑾身边成绩好的同学没有一个选择文科，似乎这是一件被默认的事情——“只有理工科实在学不明白的时候，可能才会去考虑文科。”

不论是从小看的书里的寓言故事、童话故事，还是家里父母在观念上的言传身教，都在告诉景瑾，人要追求良好的品德，而照顾家庭毋庸置疑是良好品德其中之一。他想，依靠自己把家人照顾好是高考最大的目标，除此之外所有的兴趣都可以往后靠。
选择理科后，景瑾的成绩稳定在班级第一、年级前五，只是高考成绩未能达到预期，无缘一直以来喜欢的厦门大学。
到填报志愿阶段，因为景瑾生物成绩比较出挑，他个人也比较感兴趣，便征询生物老师的建议，计划报考生物相关专业。
虽然生物老师带着笑，但景瑾能从她的眉眼间看出严肃，“别报，找不到工作。”仅一句话，景瑾倏然接受，踏出办公室的门，他彻底搁置了对专业喜好的考量。
最终的专业是母亲在朋友那里取经确定的，景瑾至今还能清晰地记得那个场景。

高考出分后的一个午后，母亲带着他去拜访一位做老师的朋友。老师居住在僻静的老旧小区，楼房墙体爬满爬山虎。屋内是上世纪的老式户型，仅有零碎阳光穿透室内。景瑾安静地坐在老师对面听着她和母亲交流，一言不发。
“电子信息以后的前景应该不错”，她是景瑾能接触到的最有可能给出“正确答案”的人了。景瑾没有询问她的本职工作是什么，也没有考虑过她说的话到底有没有信服力。除了她，景瑾没有任何渠道接触其他信息源。
老师讲了一些依据和分析，由于景瑾对电子信息一无所知，所以完全没有听懂。即便如此，他还是快速决定就听老师的。
回到家，景瑾便开始搜索起有电子信息专业的院校，他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是“放弃”和“屈服”，“在现实的压力面前，个性似乎没那么重要，反正最终还是要去找工作的。”

入学后，景瑾才真正开始了解这个专业。电子信息会有一些基础的数学课，比如离散数学、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等，之后的学习会过渡到电路分析之类的物理基础课，再往上才是比较贴近本专业实际应用的专业课，比如信号与系统，这是一个进阶的过程。
但对于景瑾来说，最基础的数学都学不明白。入学没多久，他就发现自己对这个专业既没有兴趣也学不下去。每次上课，知识好像都没有入过脑，听不懂就不想听，不想听就更听不懂，恶性循环。
期末去备考时，景瑾和室友一起去图书馆。景瑾发现，用相同的时间准备，很多题他们能听懂自己却不能。
和中学时候的“辉煌”相比，景瑾是有落差的，他每门课的成绩基本都处于班级后1/3，有几次甚至在挂科边缘徘徊，实在力不从心。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尝试着以吊车尾的身份去生活。

三年后，景瑾即将毕业，他不认为自己能做好什么工作，于是逃避就业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
景瑾选择了考研究生，目标院校还是厦门大学。他想，从零跨考其他专业好像并不现实，虽然电子信息对自己来说很难，但至少是本专业，于是他从大的专业里面挑了一个自己相对没那么“厌恶”的方向。
景瑾将备考的大部分时间都分配在了专业课上，两门公共课只用有限的时间做了几套真题练手。最后分数出来，满分为100分的公共课取得了 政治81分、英语91分的好成绩。
曾经张雪峰在一次考研规划公开课上开玩笑举例，如果政治能考到80分，“你得天天看 新闻联播，再放弃一次人生中五百万的机会”；如果英语能考到90分，“我在北京动物园给你买个摊位，你可以收门票了，下期人与自然就播你，走近科学就是走近你，一个新的物种诞生了”。
相比之下，满分150分的专业课景瑾却只考了70多分，最终一志愿厦门大学遗憾落榜，调剂回了本校。

无数人都问过景瑾，为什么不先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向后再退学，有的放矢地行动。
景瑾的答案是，他相信方向是靠探索得来的，而不是坐在实验室里被动等来的，他要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
退学手续还没办完，景瑾就选定了即将去生活的城市。能感受创业的氛围是他的首要标准，于是被称为“中国硅谷”的深圳在一众一线城市中脱颖而出。
既然没想好能做什么，那就先从自己感兴趣的行业做起。近两三年景瑾一直保持着健身的习惯，虽然不准备长期用打工的形式去谋生，但先当一段时间的健身教练了解健身行业也是件不错的事情。

退学后，景瑾带着他学生时期做兼职攒下来的五万存款来到深圳。路上，他就已经马不停蹄约好了7家面试。
只是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不是一两天就能做成的事情，在没有确定工作位置前，他没办法租房，只能先住在酒店。
为了降低生活成本，他选择了最便宜的酒店，唯一的需求只有一张干净的床。无窗酒店的假窗24小时透着昏暗的蓝色灯光，阴暗潮湿的环境没办法晾干换洗的衣物，行李还没能寄到，景瑾把落地深圳时的衣服在30度的天气下连着穿了4天。
“到最后，我只能祈祷面试官不要离我太近，免得闻到我衣服上有什么味道。”

景瑾做了两个月的健身教练，一共拿到了六七千的工资，但比钱更重要的是，他确定了自己只是喜欢健身，但对指导和帮助别人没有任何兴趣，这一行业无法纳入到他未来创业的范围中。
景瑾决定用自己的积蓄把时间买回来，投入到系统性学习中。在学校的19年，他从没能根据自己的兴趣与判断选择自己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事情，现在终于有了机会，“虽然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派上用场，但是它肯定有用”。
离职后，景瑾在大学城图书馆用两个月的时间读完了《激荡三十年》《激荡十年》等等有关中国企业史、商业、财经方面的书籍。
摒弃掉那些带着目的囫囵吞枣地学习，景瑾每每遇到可以延伸的知识点都会详细搜集资料，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对知识如饥似渴的感觉。

同时间，景瑾和女友长达四年的恋情画上了句号。
对于这件事情，景瑾一直都有心理准备。退学后，他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基本每个月都会爆发一次争吵，有时即便是很小的事情，女友也无法忍受。
即便二人感情很深，但女友提出分手后，景瑾还是没有挽留。
这是唯一一个会让景瑾怀疑自己选择的代价。有时他会反思自己退学的决定是否真的正确，但每次反思的结果都是“我没做错”。
迷茫与不确定一直伴随着景瑾，在深圳的4个月，他没能体会到他希望感受的创业氛围。即便城市的发展繁荣，作为一个普通人，没有足够的资源，终究无法接触到创业圈层。

“在这里得不到更多东西了”，2025年12月，退学五个月后，景瑾离开了深圳，准备回到太原休息一段时间。
回家后，景瑾开启了“堕落”的一个月，每天睡醒就打游戏、饿了就点外卖、游戏打腻了就看小说。直到看的小说越来越多，他开始质疑那些网文作者的文笔和逻辑。偌大个互联网，竟找不到一本自己满意的小说。
景瑾形容，在那一瞬间，自己被一种巨大的恍惚和毛骨悚然击中。他已经快忘记了自己在文字上的天赋，小时候吵嚷着要当作家的自己、征文获得奖项山西电视台领奖的时刻，以及在读博期间尝试着写过的小说。
他立时从床上坐起，翻开旧笔记本，在文件夹里找到了2024年写过的小说开头。寥寥8000字，却让那些蛰伏在最深处的记忆漫了出来，好像在对自己说：
“你是一个非常喜欢写作的人，你一直想要完成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但是现在读博太忙了只能搁置掉，等到今后有机会的时候，希望你一定要将它完成。”
在那之后，景瑾深居简出，每天都要写完4000-6000字，直到3个月后，他完成了这部校园恋爱题材的22万字长篇小说。
景瑾没有合适的出版渠道，于是这部小说被他发布在了网文平台，即使他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和网文属于同一类型。创作给了他无与伦比的快乐和价值感，只是商业结果在意料之内，景瑾只得到了30.62元的收益。
显而易见，写小说谋生对于他来说同样不是一个好的商业模式。

2026年3月，景瑾再次动身，辗转到上海。他认为这是国内最能开阔眼界、增长见闻的城市。他以每月1600元的价格和一对70岁的房东夫妻合租，试图寻找另一种生活方式。
景瑾不再和在深圳时候一样经常往市中心跑，他知道没有一个恰当的身份时，城市不管多么发达都和自己没有关系。
他开始尝试做自媒体，内容以口播为主，讲述自己的生活感悟，也会聊起博士退学的经历。账号传播度最高的视频中，他用退学的经历阐述自己的观点：“对未来迷茫的本质就是一步弯路都不想走，试图直接得出一个整个人生的全局最优解，所以对于摆在面前的哪个选项都不满意。”评论区挤满同样面临人生岔路口的年轻人，纷纷留下共鸣。
2026年6月，景瑾社交媒体的粉丝数量从初到上海时候的1800，增长到了11000。
虽然至今还没能探索出合适的方向，但目前来看自媒体至少是一个能持续做下去的路径，已经有两三个广告联系他，能有大概几百元的收入。

景瑾存款的最高位的数字开始跳动，从5开头变成4开头，他的内心也不免随之波动。
粗略估算，眼下这笔积蓄至少还能撑上一年。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期限：如果一年后仍然没有找到方向，就先找一份无门槛的工作，维持生活。
在这一年里，他要完完全全顺着自己的心意走——一边摸索前路，一边把时间用于健身、读书、学习、交友这些有长期复利的事情里。
上学时，景瑾很喜欢打游戏。有趣的是，退学之后，他竟很少再主动打开游戏。
探索的场地，从屏幕之内转向了现实之中。于如今的他而言，“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最伟大的冒险。”